中国一些医学专家呼吁关注男性性健康的问题，并指出，中国男性的“性商”(Sex Quotient,简称SQ)已远低于欧美男性。

　　不过，也有学者将这个提法驳斥为“胡说八道”。

　　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中国医学专家昨天在男性生活质量全国调查的记者会上，首次提出“性商”概念。

　　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王河在会上说，“性商”不仅是纯生理指标，也包括性健康水平、性生理能力、性心理调适，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。就男性而言，既包括性渴望度、勃起功能、持久能力等自身能力，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的能力，还包括运用知识自我调适的能力。

　　英国“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”显示，全球成人一年性行为次数平均是97次，美国人为124次，中国人则仅有63次。

　　而据中国有关部门2000年的调查，目前20至60岁的中国男性在婚姻或同居中，只能把每月超过1次的性生活频率维持到平均43.9岁。到了47.7岁时，频率便低于每月1次。到了55.9岁以后，中国男性则一年连一次性生活也维持不了，性生活基本停止。

　　他们认为，除了饮食结构不同外，历史、社会、教育背景也是导致中国男性“性商”远低于欧美男性的原因。例如，欧美人10岁就开始接受性生理教育，但大多数中国人到高中时才有机会接受青春期教育，而且其中也很少涉及性和性健康方面的内容。

　　1999年在上海设立性文化博物馆的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刘达临则认为，“性商”的提法虽然不科学，但中国男性的性活动能力不如欧美人却是无法否认的。

　　他强调，原因不是生理上的，而是文化上的：“中国从宋朝中期以后开始进入性压抑时期，已经压抑1000年了，心理的压抑当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生理，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原因，而不是遗传或生理原因。”

　　他虽然提倡性开放，主张只要不伤害其他人、不伤害社会，人们在性方面应该享有自由和自主权，但也担心中国社会长期的性压抑一旦得到释放，可能失控。

　　“所谓压之既久，其发必速，压抑得太久了，一旦突然开放可能走得太远太快，造成社会的混乱。”刘达临忧虑地指出。

　　性商的概念

　　性商是在生理基础,人们追求性快乐的一个综合性的标准。它不仅是医学层面上的，而应该是以生理为基础，包括心理，文化，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判定指标。具体来讲可包含三个维度，即性欲商；性功能商和性常识商。

　　其基本理论如下：

　　在性学研究领域，始终有两个水火不容的流派。一个是本质主义的流派，另一个是社会建构主义流派。前者认为性的本质是天赋的，生理的、所以它也应该是自然的。而后者的理论刚好和前者针锋相对，认为性的本质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。

　　从世纪60年代开始，一向被视为“真理”的本质主义传统观念出现了危机，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是其主要批判者。它批判了本质主义认为人类性冲动是天生的，自发的，异性恋的和普遍一致的观点，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人的内在本质转向外部环境。它不是去探讨哪些内在动力产生了性欲望，而是去追问：欲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？又是被怎样解释的？欲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，又是如何被消费的？这一转变是从内部转向外部，从天然转向人为，从普遍性转向局部性。欲望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，而不再是受到个人本质决定的生理现象。

　　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：性欲不是“能量”或“冲动”，不需要“宣泄”。性是历史和文化的变量。在人类生活领域中，同许多其他行为相比，性是最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行为。社会建构主义将性视为可塑性(malleable,plastic,mouldable)很强的东西。

　　社会建构主义认为，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性本质。社会建构主义者将所有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或肉体的冲动(其中包括性冲动)的观点斥为生理决定论的或本质主义的。社会建构主义相信的社会教化理论。这一理论认为，人类在开始时是一张白纸或一团胶泥。性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塑造和强化。人们之中的任何区别，无论是性别还是性取向的区别，都是由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，是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环境的改变加以改变的。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，性实践、性欲望和人类的亲密形式不再是“自然而然的”，而被视为由社会造就并且是由社会来加以规范的。是社会文化的产物。

　　事实上我以为无论用以上哪一种流派作为标准，所得出的研究结果都是以偏盖全。无论从任何角度论述性，都离不开生理、心理、环境(指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)这三个维度。而这三个维度便是我们性商理论的基础。